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治理不断推进，控制全球温升已成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目标。通常情况下，政策界和公众更容易将3℃、4℃等高温升情景理解为“最坏气候结果”的主要来源，而将2℃全球温升水平视为相对可控的政策目标。然而，气候风险并不完全由全球平均温升水平决定。在同一温升水平下，不同气候模式对降水、干旱、火险天气等气候影响因子的预测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导致某些关键部门面临远高于平均预期的风险。那么，高温升情景才会出现极端全球气候结果吗？

近期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上的论文Moderate global warming does not rule out extreme global climate outcomes中，来自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汉堡大学和CICERO国际气候研究中心的Emanuele Bevacqua、Erich Fischer、Jana Sillmann和Jakob Zscheischler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文章基于CMIP6气候模式，围绕高人口区域极端降水、全球粮仓地区干旱频率和森林区域火险天气等部门相关气候影响因子，识别2℃全球温升水平下可能出现的高影响和低影响气候结果。

研究发现，第一，在高人口区域，2℃全球温升水平下的极端降水高影响结果，可能超过3℃全球温升水平下的多模式平均结果。第二，在全球主要粮仓地区，2℃全球温升水平下的干旱频率存在较大模式差异，部分模式结果甚至明显高于4℃全球温升水平下的多模式平均水平。第三，在全球森林区域，2℃全球温升水平下的极端火险天气，也可能超过3℃全球温升水平下的平均预期。第四，这些差异主要来自气候模式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说明即便全球温升目标较为明确，关键部门面临的气候风险仍可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该研究为气候风险评估和减排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过去，气候风险沟通常常依赖高温升情景下的平均结果来表达“最坏情况”，但该文表明，2℃全球温升水平下也可能出现严重的部门性全球气候结果。对于政策评估而言，减排政策的收益不应只体现为碳排放下降和平均温升控制，也应体现在降低极端气候结果发生概率和潜在损失方面。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将该方法与减排情景模拟、气候政策评估和经济损失测算结合起来，考察不同减排路径在应对低概率高影响气候风险方面的差异，从而为更具风险意识的气候治理和政策设计提供依据。

评述文献

Bevacqua, E., Fischer, E., Sillmann, J., & Zscheischler, J. (2026).Moderate global warming does not rule out extreme global climate outcomes.Nature, 651, 946–953.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6-10237-9.

（供稿：丘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