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有28亿人呼吸受污染的空气，15亿人受污染水源困扰，这对公民健康、劳动生产力和福祉产生了严重影响。一种日益流行的减少污染的工具是鼓励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参与（Bottom-up participation）。这类允许公民、非政府组织、股东和媒体参与环境执法的项目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推出了有毒物质排放清单，要求企业公开其有毒物质排放情况。在随后的35年里，许多国家（包括加拿大、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实施了类似的计划。然而，关于公民是否以及如何利用政府发布的信息来大规模影响污染标准的执行和排放，目前几乎没有严谨的证据。

国际顶级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Mark Buntaine，芝加哥大学的Michael Greenstone，香港大学的Guojun He等在中国开展了一项长达8个月的全国性实地实验，调查了公民参与环境治理是否有助于提高环境质量。研究者将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CEMS）中的企业随机划分为对照组或实验组，利用CEMS数据来识别企业是否出现了超标排放；当实验组中的企业出现超标排放时，志愿者将会通过公开（发微博）或者非公开（例如拨打政府热线、向政府官员或企业发送短信）渠道向地方监管机构进行投诉并要求采取对应措施。该研究旨在评估当企业违反污染标准时，公开或非公开的申诉渠道对环境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通过社交媒体向监管机构提出的公开申诉，显著减少了企业的违规行为和污染排放；相比之下，非公开申诉所带来的环境改善程度较小。第二，公开申诉似乎促使监管机构的关注点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向避免因污染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第三，实验组企业所减少的污染，并未被对照组企业的排放增加所抵消。

文章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和市场监管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监管不力主要源于“缺乏公众压力”而非“能力不足”，因此，通过制度设计降低公民参与门槛（例如完善社交媒体投诉机制），可能比单纯增加监管资源更具成本效益和治理效能。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数字化如何赋能公众参与平台建设、外部监督对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等议题，为推动中国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良性互动提供决策支持。

评述文献：

Buntaine, M. T., Greenstone, M., He, G., Liu, M., Wang, S., & Zhang, B. (2024). Does the squeaky wheel get more greas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4(3), 815-850.https://www.doi.org/10.1257/aer.20221215.

（供稿：李若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