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为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极大威胁金融体系稳定。各国央行开始在评估和管理气候转型风险及物理风险方面发挥作用。然而，目前各国央行的应对措施并不统一，部分采取了不同类型和严格程度的气候措施，另一些则未采取任何行动。央行如何管理气候和能源转型风险？驱动央行气候风险管理行动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清楚。

最近国际顶级期刊Nature Energy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Esther Shears、Jonas Meckling和伦敦大学学院的Jared J. Finnegan对此问题展开探讨。他们构建了覆盖4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G20国家央行气候和能源转型政策的数据集，并开发了分类系统以识别两类气候行动（即对棕色投资“重估风险”和对绿色投资“降低风险”），通过计算各国气候行动得分和线性回归模型，深入评估了OECD和G20国家央行为何及如何应对气候风险。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各国央行在“重估风险”、“降低风险”以及两者兼具的气候行动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国家经济转型风险与央行两类气候行动无显著关联，即搁浅资产风险和清洁能源投资风险均未推动央行采取气候风险管理措施。最后，国内气候政治诉求与央行气候行动呈显著正相关，即现有气候政策力度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分别推动了央行采取“重估风险”和“降低风险”气候行动，该结果表明央行可能并非完全自主的风险管理者，而是通过响应政策制定者或公众的政治诉求以保持其合法性。

本文探究了OECD和G20国家央行为何及如何应对气候风险，深入揭示了央行在减少化石燃料依赖方面对国家监管/立法政策的补充作用。同时，文章也为我们未来研究提供重要启示：一是未来可以使用时间序列数据以追踪央行气候风险管理行动的演变轨迹；二是未来可以全面评估气候和能源转型风险应对措施的差异，包括金融监管机构与私营部门等，以构建更加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评述文献：

Shears, E., Meckling, J., & Finnegan, J. J. (2025). How central banks manage climate and energy transition risks.Nature Energy, 1-9.

（供稿：张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