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外部性是许多环境问题的特征，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某种形式的国际合作。空气污染一直是国际环境协定的关注重点，自1970年以来，已经针对该问题制定了60多项多边条约，议定书和修正案，那么，这些协定起作用了吗？经济文献中已广泛讨论了达成的国际协议的减排潜力，并且大多数理论研究都假设搭便车的激励措施会削弱此类自愿性努力的有效性。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采用可靠的因果推理框架从经验上验证这些预测。因此，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为自愿加入协议的国家建立可信的反事实，即如果没有参与协议，排放将如何演变？由于诸如自我选择偏见，溢出效应和预期效果之类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
近期，挪威奥斯陆的拉格纳弗里希经济研究中心的Elisabeth Thuestad Isaksen在国际知名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尝试突破上述难题，重新审视了1980年和1990年初实施的关于SO2，NOx和VOC的三项大规模污染协议，以确定协议对排放的因果影响。文章将一个有关1970-2008年间世界所有国家/地区的SO2，NOx和VOC排放量的新数据库与广义合成控制方法相结合，不仅解决了以前的经验检验中存在的几个潜在问题，例如非平行排放趋势，溢出和预期效果等，也为赫尔辛基，索非亚和日内瓦议定书的有效性提供了更可信的因果证据。
研究结果显示：赫尔辛基协议实施五年后，污染排放量降低了23%，巨大干预效果与大多数先前研究中的无效发现形成了对比；索非亚协议实施五年后的排放量比反事实的排放量低11%，这与以前的发现相当；日内瓦议定书实施五年和十年后的干预效果分别为15%和21%。总体而言，结果表明，国际协定已成功地减少了排放量。
此外，文章还揭示了两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首先，将干预日期重新定义为方案批准或生效的那一年往往会降低治疗效果，因此，在政策评估中要仔细考虑实际干预日期并考虑可能发生的预期影响以便全面了解干预效果。其次，合成控制方法提供了一种控制不同趋势的替代方法，可以避免降低干预效果的风险，并且可以看作是DID框架的扩展，可以解决随时间变化的混杂因素，该研究对后续的相关政策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评述文献：
Isaksen, E. T., 2020. Have international pollution protocols made a differen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03, 102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