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可能会导致公司资产大规模的重估，切实有效的适应行动能够降低公司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风险，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气候变化对金融资产定价的影响已成为金融机构监管关注的重点，然而，目前公司层面气候变化敞口溢价的概念和驱动因素尚不清晰，因此，气候变化敞口如何在金融市场中定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最近国际权威期刊Management Science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Zacharias Sautner、Laurence van Lent、Grigory Vilkov和上海财经大学的Ruishen Zhang基于2002-2020年标普500上市公司的业绩说明会文本数据，构建公司层面的气候变化敞口指标，并进一步通过两阶段回归方法研究气候变化敞口对三种股票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开展一系列经济渠道检验，识别企业气候风险溢价动态变化的经济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公司特有的气候变化敞口在金融市场上有所定价，投资者购买气候变化敞口大的股票会获得事先的风险溢价，而行业的气候变化敞口并没有被定价。其次，气候变化敞口的风险溢价随时间发生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前已实现超额收益度量的风险溢价约为每年1%，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风险溢价暴跌，危机过后风险溢价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最后，高阶和尾部风险数量、特殊的经济环境、制度和市场因素都是导致风险溢价动态变化的原因。

本文剖析了公司层面的气候变化敞口对预期超额收益率的影响，从风险数量、制度和市场等角度揭示了气候变化敞口风险溢价的驱动因素。同时，文章对未来研究方向具有重要启发：一是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政策制定者、管理层等利益相关者的气候变化关注度在气候风险定价中的作用。二是未来研究可以参考本文的研究方法构建中国的气候变化敞口指标，探究中国金融市场上气候风险溢价的影响机制。

评述文献：

Sautner, Z., Van Lent, L., Vilkov, G., & Zhang, R. (2023). Pricing climate change exposure. Management Science, in press.

（供稿：周慧婷）